那个深秋的雨冰冷而又凄凉，与此相映衬的是我更加凄凉而寂寞的心。那年我１５岁，刚刚因为失学去广州打工。在那座雨季绵绵的城市里，我找了半个月的工作却一无所获，身上的钱渐渐花光了，我的心也渐渐绝望了。
就在我犹豫着是否要打道回乡的时候，有一天，我路过一家渔具厂，厂门口写着招工启事。虽然工资每月只有１５０元而且一季度一领，但管吃管住的条件还是吸引了我。我想自己首先得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不然，再过几天，我就得流浪街头了。

我去主管办公室应聘，出乎我意料，主管痛快地答应收下我。后来回想起来，或许那天我一身的装束让她动了怜悯之心：冰冷的雨季里，我还穿着夏季才穿的凉鞋，没有御寒的衣服，只好穿着单薄的衬衣在雨中冻得瑟瑟发抖；或许厂里确实需要廉价的劳动力。总之，我获得了来广州后的第一份工作。
在我看来，这无异于救命之恩。我感激不尽，暗暗对那位女主管充满了好感，并且发誓要好好干，以对得起她的知遇之恩。
渔具厂的工作非常简单。只经过一天的培训，我就能上机操作，每天把各种各样的渔具在机器上打磨，机器声轰鸣，机械化的工作，麻木的表情，这一切都让人情不自禁地昏昏欲 睡。当然，也有快乐的时候，工厂看门的是一对湖北夫妻。丈夫在厂里当领班，妻子在家带孩子，捎带着看厂门。他们的儿子活泼可爱，厂里许多人喜欢抽空逗逗他。我也爱和那个孩子玩，慢慢地和他们熟悉起来。在许多人看来，那个家尽管简单贫穷，但总是充满了温馨和快乐。

而我，生活的烦恼很快接踵而来。
那是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虽然在广州，可是四五摄氏度的低温加上连绵不断的雨，还是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我住在渔具厂的集体宿舍里，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满满当当地住了二十多个工人。我被分配到了一张下铺，除了一张冰凉的床板，上面什么也没有，起初我以为凭着年轻、体力好，每天和衣躺在光光的床板上也能凑合着睡觉，但是随着冬天日益临近，我很快发现自己必须去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个冬天，怎么过﹖

夜里，我在睡梦中被冻醒，周围工友们鼾声如雷。我蜷缩如婴儿状，可身体还是和床板一样冰凉。没有人注意到我的窘迫，初来乍到，我不认识任何人。而在南方，这样的人处处可见，人们的同情心已经渐渐变得有些麻木了。
晚上睡不好，白天就精神不好，有一次因为瞌睡，我差点将手挨到旋转的机器上，待到惊醒过来时，我吓出了—身冷汗。
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去弄一些最简单的御寒的衣被，这是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否则这个冬天，我是怎么也熬不过去的。
可是，怎样才能拥有一床最简单的御寒的衣被呢﹖靠我自己去购买，我已经身无分文；向别人借，周围都是穷兄难弟，况且陌生人谁会甘愿借钱给我﹖我不禁一筹莫展起来。

那个冬天，如何弄到一件最简单的御寒的衣服，成了我最焦虑最渴望解决的问题。
有时候在被冻醒无法入眠的夜里，我像安徒生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幻想着圣诞老人赐的面包和食物。
转机来自一次偶然的发现。有一次，我去工厂的储料间拿材料，不经意地从阳台上抬头一看，发现对面居民家的阳台上，正好晾着一件军绿色的军大衣。我有点伤感地想：如果这件大衣属于自己，该多好啊。这个冬天我就可以温暖地度过了。
过了几天，又去储料间拿材料时，习惯性地抬头一看，发现那件大衣还晾在阳台上。仿佛有什么被触动一样，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为什么不偷走这件军大衣﹖这大衣在阳台上晾了这么长时间，一定是因为主人不在家。

我立刻被这样的想法激动得战栗起来。我意识到自己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为这样的想法感到不安和自责，可是那一瞬间，生存的欲望战胜了内心的羞耻感。
平静下来的我，开始冷静地分析偷走大衣的可行性。工厂储料间的阳台和那户人家的阳台只有一步之隔，轻轻跨过去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拿到大衣后，如何走出工厂的大门。

白天是肯定不行的，人多嘴杂，惟一能动手的只有晚上，可是那对看门的湖北夫妻万一发现，可怎么办？这时，我想起那对湖北夫妻对人谦和的笑容，以及他们家聪明可爱的儿子，我想也许只有等到刚下班时，借加班为名带走那件大衣。
那个夜晚现在想起来依然惊心动魄：黄昏时，工人们都下班吃饭去了。机器余热尚在，暮色沉沉地笼罩着工厂，它成了我当时最好的掩护。虽然我不费吹灰之力地取走了大衣，但是心却狂跳不已。我拿着大衣，夹在腋下穿过寂静无声的工厂大门时，让我心惊胆战的事情发生了——那对湖北夫妻正在值班室的小屋做饭，妻子刚好从门里出来，与我撞了个正着，我当即吓得没有了心跳。因为经常在工厂里见面，她也许没有察觉到我异样的神色，反而对我微微笑了一下，便进屋了。我加快脚步，头也不敢回地一路小跑拐到了对面的小巷内。

直至确信没有人追上来时，我倚在墙边，一边大把地抹着额头上的冷汗，一边虚脱地慢慢瘫软在地上。
那个晚上，我依旧没有度过一个温暖的夜晚，我不敢将那件大衣盖在身上。我怕那家丢衣服的人会发现，而那对夫妻会告发我，那我的人生就彻底完了。那个晚上，我好几次从噩 梦中惊醒过来，而在梦里，都是被人抓住严刑拷打的情形。
最让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第三天上午，有一位凶悍的妇人陪着主管杀气腾腾地闯进了工厂车间。主管的脸阴沉威严，他身旁那个典型的广东妇人一直在骂骂咧咧，她一口咬定是这家工厂的工人翻过阳台，偷走了她家的大衣，她威胁如果主管不替她将那个可恶的小偷揪出来，她就去当地的派出所报案。

整个车间的工人都停止了手上的工作，聚拢在一块儿。工人们小声地议论着，又四处张望着形迹可疑的人。我的心怦怦直跳，但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不担心别人能认出我是小偷，我担心的是主管一旦问那对湖北夫妻的话，那么一切便可以真相大白。
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一天，第四天上午，不经意间抬头看对面的阳台的时候，忽然又发现了一件军绿色的大衣，只不过，从远处看，好像颜色要更鲜亮一些。
那天那个凶狠的女人没有来，听工厂里的工人说，一定是那个小偷害怕，又新买了一件大衣赔给了人家。新大衣当然比旧大衣要好，那个女人当然不会再来追查了。

大劫之后我长长松了一口气，可是我想，是谁给那家人买了一件新大衣，帮我逃离了这场劫难﹖我所能想到的，只能是那家湖北人。
事到如今，我无法想像一旦我被揪出来，被揪到工厂那群素质低下、如狼似虎的保安或者那些总是找茬儿欺负外来工的乡联防队员面前，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我既没有暂住证，又没有任何朋友，如果被那些如狼似虎的保安和联防队员抓住，我毫无疑问只有死路一条。

那个黄昏，我敲开了湖北夫妻居住的值班室的小屋。他们家也是非常穷，简简单单的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了。他们为我端茶倒水，热情有加，从他们的脸上，我丝毫看不出他们发现我行窃的痕迹，也丝毫看不出，是不是他们帮我买了那件新大衣。他们亲热地和我聊天，问寒问暖。我一直想当面向他们问个清楚，可始终没有勇气。

证实我想法的是一个晚上，那天晚上从他们门前经过，听到里面隐隐约约的对话。妻子说，这个月买面的钱不够了，要是不买那件大衣，应该就差不多了。男人说，那个女人的老舅是派出所的所长，要是认真查起来，还不得查到小曾身上﹖那他这辈子就毁了。做这事，他也是迫不得已啊。再说，他还是个孩子呢。这个月就先紧一点吧，回头我先找别人借点。

听到这话，我一下子泪流满面。那天以后，每次走过值班室的小屋，远远地看见那对湖北夫妻在屋里逗着孩子玩耍的神情，都感觉是那样的亲切和温暖。我只有那样无言地表达自己的感激，却再也鼓不起勇气去走近他们。

三个月后，我离开了南方，决定重新回去读书，回故乡前的一个晚上，我在那对湖北夫妻的门前徘徊了很久。我将那件大衣包裹好，放在他们的门前，在黑暗中，我轻轻地跪下，向一对普通的善良的灵魂跪拜。

多年以后，在北京，我成了一家外企的高级主管。我经常回想当年，回想那对平凡夫妻。在那样艰难的岁月中，他们没有落井下石，没有检举揭发，而是用那样一种方式拯救了我。有一天偶然听起甘萍的老歌《大哥，你好吗》，在黑暗中，我不禁泪流满面，我想念南方那对普通的夫妻，他们用人的善良而不是社会的规则，在那一瞬间拯救了一个无助的孩子，才使我有了现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