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举行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认为，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当年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冯·卡门对钱学森那样的“一对一”的精英教育。“一对一”当然不是绝对的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而一般是一个老师教两三个学生。比如在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平均两三个学生就有一位老师。李政道自己也是这种精英教育的受益者。
　　据报道，李政道关于“一对一”精英教育的阐述，让国内一些开展“一对一”教育的家教机构很受鼓舞，有的机构已打算将李先生的话作为招生宣传。其实，李政道所称的“一对一”精英教育，和这些家教机构的“一对一”教育，几乎完全不是一回事。
　　李政道所称的“一对一”，说白了就是导师制。这发源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培养制度，现在已广泛被世界各国的研究生教育所采纳。导师制的作用在于，通过学生与导师共同的学习、生活，习得良好的学习习惯、学术规范，以及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林语堂先生曾说：“牛津剑桥的学生所以好，是导师坐在那里喷烟，喷得你天才冒火……是得益于导师制度。”
　　我国大学现在也普遍采取导师制，但主要针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本科生并无导师。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加上教师的科研任务很重，就是有导师的硕士和博士，也很难有“一对一”接受老师“喷烟”的机会。调查显示，有的导师同时带的硕士和博士超过100人，更不用说本科生下课之后，就见不到老师的身影了。建立真正的导师制，包括在本科生教育中，也探索配备导师，这应该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一条必由之路。
　　在首届“创新中国论坛”上，没有一所中国大学对李政道的建议接招——这招接下来很麻烦，等于要重构现在的招生、培养、管理、评价体系。而一些开展基础教育学科培训的教育机构对此很兴奋，称这是最好的个性教育方式，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认可。从教育角度看，大规模的作坊式教育，确实无法针对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有利于探究式、交互式教学的教育方式，最好是小班化教育，一个课堂在10人到20人之间；在此基础上，再有导师有针对性的答疑解惑，就有更好的学习效果。“一对一”的教育培训模式，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客观上说，以提高学生中考、高考科目成绩为目的的“一对一”教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个性教育，而不过是为了把学生培养为一个模式的“人才”，即考场上的高分者。
　　目前一些“一对一”教育的“个性”，大致体现为：教育机构的老师，先分析学生现在的学习状况，查找语文、数学、外语等各科的薄弱环节，然后制订“个性”辅导方案，其意图是提高这些科目的考试成绩。对于这样的“个性”教育，家长们当然是欢迎的——花钱送孩子去接受培训，不就是买分数嘛，家长甚至恨不得这些机构承诺一定提高多少分；而教育机构也认为，能够给学生度身定制一套提高学习成绩的方案，并有专门的老师实施，就是切实的“因材施教”。
　　这符合当下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现实。然而，依据学生的个性、兴趣，帮助其规划适合的人生发展道路，同时引导他在这一过程中提高能力，完善素质，去实现人生的梦想，这样的个性教育、精英教育却如凤毛麟角。李政道所谈的“一对一”精英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创新探究能力——如李政道所言，“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而在教育培训机构的“一对一”教育中，则是“只学答，不学问”——把一个学生回答标准试卷的分数从50分提到80分，就是硬本事，家长定然趋之若鹜，而教育机构也因此获得良好的口碑。要他们开展真正的个性教育，激励学生善于探究、创新，这无疑难为了这些机构，即使他们想这样做，家长也不欢迎，没有家长送孩子来，这些机构就得关门。
　　要发展真正的个性教育，必须改革升学考试单一的评价体系，让学生的个性、特长发挥有广阔的空间，让学生们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充分的选择权，包括选择教育、选择学校、选择教师，当每个个体受到尊重，才有个性教育的可能。没有这样的教育环境，连“导师制”也会异化为“伪导师制”，形式上的“一对一”教育，也就会被误解为“个性教育”。倘若这样的“个性教育”成就为主流，中国孩子的学业负担将更为沉重，个性将被学科成绩扼杀，更别指望创新人才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