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和尚都开着奔驰汽车满街跑，台湾尼姑都一宿宿地泡在酒吧，卡拉OK一喝大半夜。要啥有啥绝对不比要啥没啥好受得多。要啥没啥，穷则思变，有个奔头还能焕发一点斗志。

台湾有一大批富婆侨居在美国，她们受过高等教育，出身显贵，大都是解放前夕从大陆随父母逃到台湾来的。在台湾，本地人叫她们外省人；中国大陆叫她们台胞，在美国叫她们台湾人。她们这辈子算是找不到归宿感，在哪都没人把她们当成自己人。台湾经济发达以后，男人都纷纷到各地投资做生意，这些女人都带着孩子来美国留学。她们的丈夫都逢年过节回家“闪一下”。台湾男人由于常出入美国，受西方文化影响，他们很会表达感情，他们会给女人买不同款式的内衣；会在不同的节日给女人买不同香型的香水；他们无论在多远的地方，多么繁忙的工作，即使腿上坐着一个妙龄女郎，他们也会准时在自己的妻子来例假那天打一个电话问你肚子疼不疼，再温存地把语调降低拉成慢一拍，深沉而又深情地叮嘱你别着凉!这些披金挂银的富婆就这么可怜!内衣!香水!一通电话就是她们生命之船的压舱物，她们戏言自己是“太空家庭”——太太自己空守。这批女人如今都50岁上下。

可她们各个细皮嫩肉，她们太闲，太闷，精力全花在“自己要给男人留下什么印象上”。说真的不承认不行，同样年龄的女人，台湾女人看上去要比大陆女人年轻十几岁。

社区有一个叫潘太太的台湾女人。她讲话的声音那么轻那么柔，一听到她的声音，再烦闷的心情都能宁静下来。我敢打赌，她脸上的表情一定对着镜子练过，飞扬的神采流动的美。

她瞄准了一个北京来的访问学者，我们称他李老师。他是公派来美，作半年的研究。潘太太早晨常来送点心，说是她自己烤的蛋糕，让我们几个人尝尝。但她每次来，都要找几个问题请教李老师。李老师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本来潘太太那些问题就是要和他搭话，可李老师是那种“原版的中国人”，他不明白台湾女人那温柔贤顺背后的“爆破力”有多强，他认真地解答她的问题，有些一时答不上来还写信回国求家人查找答案。潘太太一听李老师说给国内的朋友写信，再等几天就会回信。她以为李老师给她悬念。高兴得两手一合，两脚并拢，后脚跟连踮高几次。这个十分撩拨男人心湖的动作，是大陆那些戴着红卫兵袖标，穿着肥裤腿，看样板戏长大的女人绝对做不到的。

她知道李老师愿意理她，就一步步逼近，她说她准备办一个养老院，如果李老师愿意做她的合伙人，她出钱，李老师负责管理，可以给他办绿卡。李老师真动心了，没过几天，他搬走了，就住在潘太太的家庭疗养院筹建处。这是地震后的危房，屋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李老师铺个行李卷就睡在地上。对于大陆来的访问学者能有不花钱的地方住，是当务之急，因为美国住房用去收入的一半。其实李老师真住那还是住在她处没有人知道，在美国生活紧张，任何人没有精力去侦察别人的隐私，打听别人的私事也是西方文化里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个危房没水没电，而且市政府也通告不可以住人。李老师搬到那危房里确实住了几天，开始潘太太送水送饭，让他来自己的家洗澡。美国人的房子高档低档主要看地区，在好区，房子价格就高，而且房子好坏主要看厕所、澡间。潘太太的房子既在好区，又有设备完善的澡间，澡间有明亮的大镜子，方型的绿色瓷砖的澡盆，可以容纳两个人同时洗澡，澡盆的水是循环的，在澡盆里有几个出水口，水猛力地撞击身体，有一种按摩的作用，澡间插着鲜花，头顶是紫外线灯，发着暗红的光，这是靡靡之光；澡间的横梁一个银亮亮的铝管，上面有一排精致的衣挂，粉色、白色、绿色、奶黄色，每一种颜色的衣挂，都挂着和这衣挂相同颜色的内衣和内裤，那内衣是雕花的，而内裤只是细细的一条三角带镶着花边的。

李老师进了澡间，他确实感到新奇，在没出国前，他接待外宾也住过一些高级宾馆，但这种风格的澡间还是第一回看见，那飘柔的透明的内衣，是对他的邀请和呼唤。

他和潘太太驱车去市政府申请办家庭老人院的手续。交学费参加培训，开始潘太太很客气，每一张口就说“对不起，麻烦你帮我……”，没过多久就直接说，“你把我的皮包拿过来”，“你把那个递过来”，李老师开始觉得不对劲，心里也觉得不舒服，但他心里想，既然潘太太能帮她办绿卡，将来孩子老婆都能过来也就忍一忍吧。

其实办家庭老人院并不那么简单，要配备修过助理护士学分的专职人员来照顾老人，大部分住家庭老人院的老人都有相当程度的精神障碍。他们每个人既要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定期体检，还要有精神医生和心理医生定期检查，政府拨给老人的钱除去昂贵的医疗费，剩不了多少钱，政府有若干监督部门来检查督导工作。他们折腾几个月也没申请下来执照，更重要的是潘太太根本没能力从银行贷款来修建这座危楼。她的全部家产都在她丈夫的名下，她无法出具任何财产证明去银行抵押。当李老师知道这个事实后，他羞于承认这个事实。办疗养院的事，使他和潘太太扯了半年多，即使面对自己，他也自觉自己学到很多东西。李老师不是寻花问柳的那种男人，他自己有一次非常苦闷喝多了酒，对那些年轻的美国人说，你知道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吗?我第一次拉女人的手是和我老婆办完结婚登记，从街道办事处走出来时。

潘太太非常有钱，她自己讲她曾经有过三个丈夫，第一个丈夫只给她一座高级住宅在太平洋岸边，从她的窗上就可以听见太平洋的涛声，她的阳台养着各种名贵的花；她的第二个丈夫在台湾留给她一座公寓，她每月收房租钱就花不完；第三个丈夫是精明的人。用她前两个丈夫的钱开了一家电子厂，现在潘太太请人帮她管。她的钱这辈子下辈子也花不完。

她最常去的地方就是牙科诊所和美容院，更重要的是，她去美容院，为的是享受那份体贴，亲切和温柔，闭上眼睛，享受柔滑的指尖在身上滑动，触觉和嗅觉让她幻化，她也有过初恋和新婚之夜。她也像所有的女人一样，曾经享受过并且继续渴望男人的温存和关怀。唉!光有钱有什么用!她自己常常不小心就溜出这句口头禅!她去牙科诊所为的就是躺在治疗椅上，牙医用双手托住她的两腮，眼睛专注地看着她(美国牙医看牙，病人都是躺着，医生坐着)，她喜欢听医生问她这痛不痛?她把那也看成一种关怀。尤其在治疗过程中，她突然喊“痛”，医生和护士全停下来，她会被大家对她的关注而感动，美国的医疗服务是至上的，当病人有不适的时候，护士会拉着病人的手，抚摸，给予安慰，医生会按摩病人的肩膀给予情绪上的缓解，有时主管会过来搀扶她到另一个房间，并递一杯热饮料，潘太太每次看牙都这么叫停几次。不管她叫停几次，医生和护士都没有半点儿烦!这就是美国的服务!顾客是上帝!她认为洁白的牙齿比端庄的五官更重要。美国牙科技术实在高明，她的牙有一半是镶的瓷牙套，看上去非常洁白又自然，她去看牙最喜欢去旧金山医学院的附属牙科学院，在那里她能见到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她看见那些中国大陆来的医生，第一个想法是，我很想找个人教我中文。从中国大陆来的学者和留学生在美国是不允许打工的，移民局抓到，雇主要坐牢，所以能有人找上门来学中文，赚这种钱，美国移民局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潘太太开始找一个50多岁的洪医生学中文，洪医生总是规规距距地认认真真地讲两个小时，一句闲话也没有，开始潘太太说你没有车，我到你的住处去比较方便，她每次来都带着水果和煮好的晚餐，她自己很自来熟地进屋就打开饭盒，伸手找筷子、勺子，说我们一边吃一边学好吗?洪医生说我已经吃过了，我们还是先学吧!潘太太和他学了十几次中文，她与他之间的感情丝毫不能增进。有时，潘太太提议学习完了去什么地方逛逛，洪医生也都拒绝了。
潘太太有一个惊奇的发现，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50多岁的男人非常难搬动，他们大都耐得住孤独，而且自尊心极强，请他们出去，他们大都不会去，因为他们那代中国大陆男人，再穷也不肯花女人的钱。

40多岁的中国大陆男人，比较开放一点，如果对他们说，愿意帮助修草坪可以换吃住，他们中很多人会非常爽快地答应而且会非常友好。潘太太就用这种方法登广告，接待一批又一批中国大陆来的男访问学者，其中有一位搞比较文学研究的王教授和潘太太相处很和谐，他们一起出入高级娱乐场所，潘太太的新车给他开，他每天回来，香喷喷的饭摆在桌上，每个周末的晚上，潘太太都递给他一个精美的便签，那便签是雪白的硬纸上印着一束带露珠的玫瑰，潘太太的字很美，她精心地练过书法，便签上写着周末的菜谱，和外出娱乐计划。大厅里的灯很幽暗，潘太太的身体像刀刻过一样，她身上哪个部位多一点肥肉，她都找营养医生和体育顾问，把它除掉，她平时极注意坐态、步态。轮廓清晰的脸，表情总是那么祥和宁静，那双保养得白嫩嫩的手放的地方是那么得体，帮助她脸上的表情发挥和表达她无法言传和难以言传的心声。她虽然称不上怒放的花朵，但可以称为开不败的花朵。

他们一块去了非洲，乘的是豪华游轮，船上有舞厅、游泳池、网球场，对于王教授来说虽然搞了这么多年比较文学，这种奢侈的生活别说他没享受过，他连听都没听过。回来以后，凡是认识潘太太的人都说她变了，好像年轻了许多，脸上放着夺目的光彩，泛着流动的美。走路的步伐也轻盈了。看见什么都顺眼，那几天所有来募捐的，她都连问不问就开支票。王教授为非洲之行也神魂颠倒，久久不能平静。还欣然地，即兴地写了一篇散文《青春重放光彩》，登在中国一家有名的杂志上，她妻子在国内知道后，打电话给在美国的丈夫，激动地说：“祝贺你!你是我的骄傲。”

王教授回国后，潘太太失魂落魄，她后悔自己为什么没尽力把他留住。她在社区一次春宴上认识一位63岁的中国生理学教授，他的着装那么清贫，甚至有点褴褛，在美国一看见穿合成纤维的衣服，脚上穿着白塑料底黑布鞋，肯定是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这位陈教授在中国很有名气，出过十几本书，发表过数百篇论文。潘太太拿到陈教授的电话号码后，吃完晚饭就打电话给陈教授，开场白和所有的台湾富婆一样：“对不起，我想请教个问题，我舌头上长个小白泡，能不能恶变?我好怕好怕耶!”那后一句重复的叠音，具有很大的挑逗性，台湾女人不管多大岁数都喜欢用叠音。例如说：“我们做操好吗?”她们要说我们做操操好吗?本来可以说我去拿我的书包，她们硬要说我去拿我的包包!潘太太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当教授这种职业很有瘾解释问题，陈教授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像电视台听众点播节目主持人，等着潘太太问问题。潘太太常常非常有礼貌地恭请陈教授出去吃饭，每次潘天太都这样说，我的朋友请我吃晚饭，希望你也来，其实每次都是潘太太付钱，她的那些朋友也都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她要用她朋友的社会地位辉映她自己的光彩，她要让陈教授知道她不止是有钱，她有自己的社交，如果陈教授愿意和她深交，她能给他带来延伸和发展的机会。她在作真诚的努力。

这样绕来绕去很累，潘太太单刀直入了，我想给你买座房子，直接写你的名，也就30多万美元，房子的贷款利息可以抵税，要不然这些税全白给政府了。那是一座玛丽湖旁的花园洋房，中国的市长家也没有那样的款式。陈教授一点也不吃惊，非常平静地说，房子好坏对我无所谓，再大的房子，也得睡在床上，有放床的地方就行，再说我有老婆!潘太太一步步逼近，你把她办过来再说，这房子给她!她几辈子见过30万美元的房子，再说也可以再给她一笔钱。陈教授烦了：“我不能往这上想。”

后来陈教授的夫人来了，潘太太在很远的地方瞧着他太太，那黄脸上没涂一点脂粉，身上没有半件饰物，清汤挂面似的齐耳短发，这一点没女人味的女人怎么就这么牢牢地拴住了丈夫的心。中国大陆的婚姻真是钢筋水泥灌铸的。她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夫妻，他们从来不在人前互相赞美、搀扶、拥抱，互相讲话也不说谢谢，对不起。他们夫妻上街常常前一个后一个差几步远，说话有时像吆喝，可是他们的心却互相朝向，任何外来的力量都无法改变!

近几年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大都三十几岁，和这些年轻的学者打交道，台湾富婆报怨极多：“中国的男人像恐龙一样绝种了!现在的男人还能称他为男人，充其量不过是准男人!”要小心这批年轻的学者，你帮他，他吃你，喝你，转眼忘了你，面对面走过，连个招呼也不打。一个叫冯淑芬的女人这样愤愤地说。台湾女人都喜欢称自己为×太太，已婚妇女都冠以夫姓，即使丈夫故去多年，直报大名的很少。冯淑芬没丈夫，她结婚三天就离婚，她一个人打江山，光她的庄园就雇了15个花工，她在缅甸、印度、巴西均有财产。她看见自己那些单身女友的家都住进了大陆学者，她也想有个伴。广告登出后，应征的最大的32岁。冯淑芬心想有个男人住进来，这个宅子也有个阴阳平衡，也有个伴，她也并不真想干十么。这个叫陶松的青年第一天见面就直说，你都要我干什么?一个星期要我陪你几夜?冯淑芬惊呆了，她想要一个中国大陆学者住进来，希望能渐渐地、含蓄地达到她那个心想事成的境界。这么直白地问她，简直是一把把她的遮羞布给撕下来，人家信教呢!冯淑芬要保持她那尊贵洁身自好的声名，他的面试在冯淑芬心惊肉跳中结束。陶松潇潇洒洒地对他同宿舍的中国学者们毫无保留地描述他和冯淑芬的谈话。他们几个起哄地说，光给吃和住就没完没了陪她，没那么便宜，要给车开，还要帮交学费，这些全讲清楚，陪她玩，费用她全出，还要给陪的钱，按小时给。完了就完了，这是甲方和乙方供和需的关系。

这一代人好历害!台湾富婆不再敢朝向他们。能舍得出这么多钱的台湾富婆也不太多，更重要的是他们一点情也没有，她们找男人住进来，并不是光为了那点事，真的!她们太多的是需要交流和关怀!对她们在这世上的存在给予些许的关注！